国际贸易关系与全球经济治理重构学术研讨会于2018年12月7日（周五）上午在清华大学隆重开幕，此次会议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和货币政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会议得到了各界热烈的响应，参会报名人数逾千。会议征集到了近70篇论文，从12月7日到9日上午，3天的会议期间，与会学者对其中27篇论文进行了宣讲与讨论。 12月7日上午，“国际贸易关系与全球经济治理重构论坛”在清华大学主楼开幕。论坛由鞠建东教授主持（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金融学讲席教授、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主任），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朱民致辞。 以下是朱民院长的发言 欢迎和感谢各位嘉宾参加今天的会议。向付出了辛勤劳动的这次会议的组织者鞠建东教授和周皓教授以及他们的团队致谢。特朗普推行美国第一的单边主义，对世界贸易格局，世界贸易机制、世界经济金融治理机制产生很大冲击，今天会议将对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金融治理机制等议题进行讨论，也需要学术界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特朗普推行单边主义以来，对整个世界的经济金融形势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今天和当年美日贸易摩擦以及之前任何贸易摩擦相比，一个最根本的变化就是贸易和资本流动占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大大增加，全球经济金融的关联性密切提高和加大。因此整个经济的互动和溢出效应特别明显，美国引发的贸易摩擦对全球经济金融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首先是贸易增长下降， 这将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特别是影响新兴经济和发张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由于美国挑起贸易争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下调了全世界经济增长速度预期，明年全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会进一步下降，后年还会下降。因为贸易冲突，以及经济周期因素影响，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变缓，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开始加大。 第二是冲击全球产业链，之前的任何贸易摩擦都没有像今天如此完整和成熟的产业链。例如，以中国为主轴的亚洲的垂直制造业产业链在过去的15年成长非常快，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和越南等国都向中国出口大量的中间产品，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对这些向中国出口中间产品的国家影响也很大。贸易摩擦以来，今年全球FDI(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下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知道全球产业链会在什么样的模式和格式下重塑，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产业链的变化，引起投资的资金流动的变化、全球产业链重新布置和配置的变化，这个影响是深远的，是从未经历过的事情，需要予以研究。 第三，美国发起贸易摩擦后，我们用模型做很多模拟和计算，有10%的税收、25%的税收，对500亿美元，对2000亿、以及更大的5000亿征收。今天和以前比最大不同点是，直接的贸易冲击我们能在模型里面计算，对金融的冲击与对信心的影响难以量化，而在今天，金融和信心的冲击对全球经济金融的影响超过贸易的直接冲击影响。贸易摩擦以来，金融市场产生巨大的波动显而易见。3月份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市场依赖比较大的公司，其股票下跌的幅度远远大于美国一般公司的股票变化。贸易摩擦以来，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其实影响了新兴经济概念的很多国家。所以新兴经济从3月份以来，发生了资本市场波动、汇率贬值、资本外流。这些变化也给理论研究提出新的挑战，我们今天如何计算这个冲击和影响？ 第四，中美贸易摩擦，不但有利益问题，也有对错的问题。从对错问题角度来说，美国的多边贸易是赤字，在双边对中国也是赤字，中国的多边贸易盈利是很小的，中国只是单边的对美盈利大。 但是贸易从来是看多边的，这个新的格局，反映美国储蓄小于投资，储蓄不够，投资消费过高。所以，是国内政策引起的外部环境恶化。我在IMF工作的时候，关注过IMF的历史。1945年在谈判IMF框架时，英国的代表是著名的凯恩斯博士，凯恩斯提出：一个国家如果有巨额的贸易赤字或者盈余，反映了一个国家国内的宏观政策失衡，所以要监督这个国家对国内宏观经济金融政策进行调整。这个政策遭到美国代表团怀特先生的坚决反对，那个时候美国是一个贸易的盈余国，而且他坚定不移的相信今后美国都将是贸易的盈余国。凯恩斯的政策洞见能力远远超过怀特，但是美国的政治权重那个时候也是很难比的，所以怀特赢了，这一条没有写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章程。30年以后，美国变成了贸易赤字国家，到今天整整延续了40年。这段历史具有很大意义，外部的失衡其实和内部的失衡有关，10年以前，中国贸易账户经常的盈余是10个百分点的GDP，我们通过内部结构改革缩小城乡差距、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今天降到1个百分点左右。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和鼓励消费，在未来3-4年里面，中国的经常账户总体的盈余可能走向赤字，中国经济的再平衡其实走的很快。而美国今年的贸易赤字会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大，因为美国的财政刺激政策，展望今后几年，美国会继续贸易赤字，而且会有更大的贸易赤字。因此，哪怕中美之间减少了贸易差距，只是把这个差额转换到别的国家（日本、韩国、越南等等），并不会从根本上解决美国贸易赤字问题。如果美国在国内的宏观政策不调整，它的贸易赤字会永远存在，美国是否在两年以后继续和别的国家大搞贸易摩擦？这也是个问题。 第五，根据经济学知识，关税不是解决贸易盈亏的一个好工具，会引起国内资源错配风险，会引起通货膨胀的压力上升。在上海进博会的时候，我和美国福特公司总裁在一个论坛上发言，美国对钢和铝增收关税以后，美国的钢铁行业增加开工和就业，但汽车行业成本上升，高达10亿美元，所以美国的汽车行业如今大规模开始裁员。这是典型的关税反应。整个关税的影响在未来的两年里会逐渐扩大，会引起美国经济进一步失衡。中国坚定不移的用结构性办法应对美国的非结构性挑战，所谓美国非结构性的挑战就是孤注一掷的抓在贸易上面，而中国结构性的挑战是根据中国的实际需要，开放市场，进行结构性改革，使得中国整个宏观经济结构更平衡、更优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两年以后，中国的经济结构会更平衡，而美国可能会发生经济结构更不平衡、效率更低的情况。 第六，特朗普的单边主义对二战以来多边主义的治理格局产生重大破坏时，怎么样重建世界的经济金融治理结构变得特别迫切。美国的贸易赤字问题在今后5年里不会得到根本解决，如果按特朗普现有的政策来说，他会不断的打贸易战，从中国打到德国，从德国打到欧洲，从欧洲打到亚洲。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如此不断的扰乱世界经济金融政策，会使世界经济金融环境会变得非常恶化。所以，世界必须提出有效的、新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机制框架、政策和对策，所以治理体系改革就变得格外迫切和重要。 在这一个大格局下，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有重大的学术意义、理论意义、现实意义和政策意义。希望今天会议为这个研究提供沟通交流平台，在这个复杂变化的世界里，听到中国学者的声音，提出中国学者的设想。 接下来鞠建东教授发表演讲，向大家汇报了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的研究报告“国际贸易摩擦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重构”。自从8月份开始，CIFER成立了“中美经贸关系”课题组，这份报告是课题组的阶段研究成果。 研究组的成员如下：组长：鞠建东成员：余心玎，夏广涛，刘斌，刘政文，陈骁，苏立研究助理：侯江槐、卢冰、袁航、苏星榜；于济民、付佳伟、张文凤；马雪琰、宗峻麒、杨天宇 鞠建东教授的报告如下 从2008年3月份以来，本来按照WTO的预测，在2018年世界贸易会回归正常，按照预测，未来的世界贸易会以GDP的1.5倍速度继续向前发展。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到来，我们本来期望2018全球贸易恢复到正常增长，这样创新和开放两大引擎会推动全球进入一个新的黄金增长时代。但是2018年3月23之后，却发生了已经持续8个月的全球贸易摩擦，而且这个贸易摩擦预期会持续相当长，至少10年以上的时间。这对于我们所有的人，对于经济学者都是非常大的挑战。因此研究报告最主要的是希望提出一个框架理解这个问题。 一、全球经济金融体系基本矛盾 我们认为：全球生产、贸易和消费的结构，全球实体经济的结构已经呈现美洲价值链、欧洲价值链、亚洲价值链“三足鼎立”的区块化、多元化的生产结构。但是与此同时，这种“三足鼎立”的多元化的全球实体经济结构却和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结构不相匹配，这个矛盾是全球经济金融体系里面的基本矛盾。解决这个基本矛盾有两种思路： 1、改变实体经济的结构。即改变现在“三足鼎立”的实体经济结构而回到20年前，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实体经济结构，美国目前的战略正是这种思路。 2、渐进地改变现在由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而形成欧元、人民币、美元以及其他的货币共同参与的“三足鼎立”的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 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一，中美贸易摩擦，是这个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第二，“三足鼎立”的全球实体经济结构也要求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的重构。 这两种不同思路使得贸易摩擦有可能会演变出三种均衡状态。 二、国际贸易摩擦的三种可能前景 第一种，A均衡，即最优均衡：这个均衡状态以欧洲价值链、美洲价值链、亚洲价值链为主的“三足鼎立”的全球生产、贸易、消费结构为基础，催生、演变出与此相匹配的国际货币体系，得到一个相互匹配的，相融的国际经济结构和国际经济、金融治理体系。在这个均衡下，美国人民、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社会福利都会得到最优的改善。 第二种，B均衡：B均衡是回到美国主导的全球生产结构，回到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的治理体系。但是要实现B均衡必须要有几个前提： 必须改变现在已经存在的“三足鼎立”的实体经济结构，因此就需要遏制中国，还需要引发中国的危机，使得中国在今后保持低增长，从而不再挑战美国对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还需要欧盟的碎片化，仅此不够；还不能发生80年代美日的贸易冲突，因此还需要日本的附庸化。 第三种，C均衡：美国对三足鼎立的全球实体经济结构的对抗性改变，有可能会催生国际金融体系的急剧动荡和变革，有可能会引起美债和美元危机，并引发全球金融海啸，如果发生全球金融海啸，对整个全球经济可能带来两种情景： 情景一：在全球金融海啸之后，经过一段痛苦的历程，全球还是会回到三足鼎立的经济、金融结构。情景二：全球有可能会形成长期甚至数百年动乱。 以上为三种可能的均衡。 三、中美贸易摩擦的两个形态、三个层面 中美贸易争端有两个形态：形态一：竞争。形态二：对抗。 美国战略正从竞争走向全面的对抗。中国欢迎竞争，但是反对对抗。我们也希望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交锋，中美两国还是会走到竞争和合作的状态。中美贸易争端主要是在下面三个层面展开： 1、商业和贸易利益、规则。贸易的利益比如说关税，贸易的规则比如说是原产地的规定，比如说大家看到的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把原产地的比例提高到75%，这样可以排除中国的产品经过北美自由贸易区进入美国市场。 2、全球生产体系、价值链的主导权。美国希望回到20年前的主导，中国希望顺应世界形势，推动三足鼎立的全球价值链区块化结构。 3. 制度的争端。竞争有可能发生在第一个层面，但是对全球价值链主导权的争夺、制度的争端有可能会产生对抗，如果竞争，会走向A均衡，如果对抗，有可能走向B均衡或C均衡。 研究报告分7个方面：1、对全球贸易生产的长期历史变化做一个介绍。2、用数据和网络的联系分析三足鼎立的全球经济结构。 3、讨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演变与重构。 4、提出一个理论框架，在这个理论框架里面，讨论我刚才所讲的三个均衡（A均衡是三足鼎立的平衡、B均衡是20年前回到美国主导经济，但是需要中国遏制，欧盟碎片化、日本附庸化，C均衡是这种矛盾可能会激化，引发全球金融海啸、美债、美元危机）。 5、对全球经济产业的发展的影响，尤其是将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作为一个例子，来讨论的高科技产业，未来如果是“三足鼎立”这样一个结构会更合适，最大化全球的福利。如果是美国的垄断企业，垄断了全球的高科技会有什么后果？ 6、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路径。 7、按照这个框架，我们提出三点政策建议。 四、全球贸易、生产、消费的三足鼎立结构 1、全球贸易生产的长期历史变化。图表所显示的是1800年到2017年全球主要国家，即前三个贸易大国的地位演变。 在过去200多年，全球贸易经济结构大概可以分为7个阶段。 第一，从1800年-1820年的英国独大。 第二，在美英之间的冲突之后，1820-1834年美国的崛起。 第三，1836年之后，德国迅速崛起，所以从1834年-1914年主要是德国的崛起、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美国的迅速崛起。 第四，1914年-1950年两次世界大战。 第五，1950-1980之间是美苏对抗、日本的崛起和欧洲的复苏。 第六，1980-2004年这40年当中是美国主导和中国的崛起。 第七，最后这个阶段2005年之后，走向美、欧、中“三足鼎立”的格局。 下面是 “三足鼎立”全球经济结构的形成。 第一，从总量上看。1980年之后，经过40年的发展，全球经济、贸易、生产结构已逐步形成了亚、欧、美三大区域的“三足鼎立”格局。亚洲主要是东亚和东南亚，欧洲主要是欧盟28国，美国主要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这三个区域。 从总量上来看，北美自由贸易区 27%、欧洲16%、东亚、亚洲27%，形成三足鼎立的全球结构。 从网络分析看，首先，网络分析技术，国际经济学在过去10年里面有长足的长进，很重要的一条是跨国投入产出矩阵，通过跨国投入产出矩阵，我们可以对国家与国家之间、产业与产业之间的关联度进行细致和深入分析。在1992年的全球贸易网络，可以看出两点： 第一，欧洲国家基本上都以德国为最大的贸易伙伴，欧洲区域贸易份额显著高于区外贸易份额。 第二，从贸易方面来讲，在亚洲地区，大部分国家以日本为最大贸易伙伴（1992年），但是更多国家以美国为最大贸易伙伴。从图上来看，亚太地区实际上是一体的，即在1992年美国是核心国家。到2000年，这种状态甚至更加加强了，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以美国为最大贸易伙伴，虽然还是有不少国家以日本为最大贸易伙伴，但是整体来看，在2000年的亚太地区，美国是当之无愧的核心国家。 因此，美国要做的事情就是回到18年前，回到2000年的状态，但是有意思的是18年过去之后，2017年的时候，欧洲大部分国家还是以德国为最大贸易伙伴，亚洲几乎所有国家都不再依赖美国，而是以中国作为最大贸易伙伴，美洲国家还是以美国为最大贸易伙伴。 中美互为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市场依赖美国，美国市场也依赖中国，但是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逐年减弱。2017年的数据表明，全球贸易网络上已经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欧洲以德国为核心国家，美洲以美国为核心国家，亚洲以中国为核心国家。 如果特朗普正在做的这种单边主义的贸易摩擦继续下去的话，可以预期这种三足鼎立的世界贸易结构只会越来越加强。原因也很简单，特朗普希望和中国脱钩，中国已经是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了，这些亚洲国家对中国的依赖会越来越大。 从生产网络来讲，在这个网络图里面，你同样可以看出和贸易网络相似的结构。在2000年全球的生产网络中，欧洲主要以德国为核心国家，而亚太地区以美国为核心国家，美国在全球生产网络里面起着中心作用。亚洲国家、美洲国家都以美国为核心国家，这是生产网络。 但是2014年你看到生产网络结构明显变化，中国成为亚洲大部分国家最重要的生产依赖国，中国为大部分亚洲国家的国内GDP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所以，在2014年全球生产网络也体现了三足鼎立的结构，欧洲结构、亚洲结构、美洲结构。 在生产以外，用国际投入产出表，我们还可以有消费结构，这是消费依赖网络。 同样你可以看出来德国在2000年是大部分欧洲国家最大的消费市场，美国是亚太地区最大的消费市场。但是，在2014年明显看到这个结构的变化，在亚洲，中国已成为大部分亚洲国家的最大消费市场，而美国成为美洲的最大消费市场。 从数据上看，无论是贸易，还是生产、消费，在2017年全球均已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区块化结构，和18年前（2000年）以美国为中心的结构有巨大的差别。 五、实体经济结构与国际货币体系不匹配的基本矛盾 国际的生产结构在过去20年有天翻地覆的变化。同时，基本矛盾亦反映在国际货币体系中。 如下是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货币构成，从1948-2018年，可以看2000年到2018年变化不大。美国到2018年的上个季度，美元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里面占62.5%。过去20年，全球货币体系几乎没有变化，美元依然是主导，全球货币体系的改变明显滞后，明显和实体经济结构不相匹配。 接下来如图所示，横轴是各个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比如中国占世界经济的15%，纵轴是各个国家的货币在全球外汇交易里面的比重。 理论上一国货币在外汇交易里面的比重和此国在全球GDP的比重应该是相匹配的，应该是一条45度的线，而大部分国家是在这个线上。 比如欧元区是在45度线上，欧元区大概占全球19%-20%左右的GDP，欧元在全球货币使用量的份额大概也是如此。日本在45度线要上一点，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都在45度线上。 45度线上大大在上的是美国，大大掉于45度线之下的是中国，中国的GDP是15%，人民币在全球货币的使用份额是1.84%，差别巨大。所以，全球经济的不平衡、全球实体经济与货币体系的基本矛盾，体现在中国这个大大之下的点和美国这个大大在上的点。 根据以上问题，有两种解决思路： 第一种，改变实体经济结构。中国的货币体系是1.84%，你要把中国15%的GDP拉到1.8%，那得拉很多年回去。 第二种，把美国的大大在上拉下来。所以有两种不同的解决思路，来解决这种基本矛盾。 综上基本矛盾是全球贸易生产消费呈现“三足鼎立”的世界格局，国际货币体系还是以美元为主导，国际货币体系以世界经济格局为基础，而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与世界经济格局不匹配。 六、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两种思路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演变与重构与实体经济体系也不匹配，与全球金融体系也不匹配，所以我们需要改变全球治理体系，需要对全球治理体系进行改革，同样改革也有两个思路： 第一，美国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在进行的改革。 去中国化。把中国去掉了，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里面的位置和格局就匹配了，在北美自由贸易区里要排中国，用一个排他法案，WTO里面要开除中国。 美国已经很清楚的表达了，和墨西哥、加拿大所谈的排中国的条款是标准条款。所以，美国的改革很简单，就是去中国化，对中国遏制和包围。 那中国应该提出什么的改革思路呢？什么样的改革思路是理性的呢？什么样的改革思路是从实际出发的呢？什么样的改革思路是符合全球经济的发展的呢？ 我们觉得符合全球经济发展的思路是如下的“三足鼎立”的双层治理体系。所谓 “三足鼎立”的全球与区域双重治理体系实际上是一种公共品的提供，比如全球的气候变化，需要有全球所有国家参与，对于真正的这些全球性的问题，可以通过全球性的组织，比如说WTO来处理。但是区域性的问题，比如说区域的这些基础设施、区域内的贸易合作，可以交给区域性的组织来处理。 全球的区域组织已经有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但是亚洲没有一个深度合作的区域组织。所以三足鼎立的全球治理体系里的核心，是建立亚洲共同体，建立亚洲国家区域的经济贸易治理体系和深度合作框架。 大家会提问题了，这个问题就是给定现在这么复杂的国家利益冲突，美国打压，中日之间又有矛盾，尤其是亚洲还有中国和印度，怎么去推动亚洲经济贸易体系的深度合作呢？我们的建议至少有下面三件事情可以做： 第一，可以申请加入CPTPP。TPP本来是美国和亚太国家的所谓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后来特朗普上台之后就宣布退出TPP。退出TPP之后，日本和其他11国还继续向前推进，不仅继续向前推进，还加了两个字，叫全面与进步的CPTPP。 现在因为美国退出，我们认为给出了一个时间的窗口，很可能是一个好的机会，中国可以考虑加入CPTPP，这是第一个建议。 第二，应该是推动WTO的改革。 第三，更重要的是应该以中国为主，推动亚洲共同体的建立。亚洲共同体这个概念是在90年代由日本的首相鸠山提出来的，当时提出亚洲共同体概念是在10+3的基础之上。10就是东盟，3就是中日韩。 七、中国突围：单方面向亚洲国家零关税、开放市场，建设亚洲共同体！ 亚洲共同体有可能采取什么样的模式呢？有没有可能采取亚投行的模式呢？就是由中国推动主导的亚洲共同体的模式。 比如说如下四个步骤。 第一，中国单方面的开放国内市场。所有参加亚洲共同体的国家，中国一律关税为零，大胆地开放中国国内市场。而对参加亚洲共同体的成员国，并不要求他国立即把关税降下去，他可以选择时间。中国第一步迈出去，单方面开放国内市场。 第二，开放中国市场以后，在10+3的基础之上，谈亚洲共同体。如果以亚投行的模式，那么同时要向全球的所有国家开放。我大胆地猜一下，和亚投行一样，第一个愿意参加亚洲共同体的很可能是英国。 所以如果中国推进以开放中国市场为基础的亚洲共同体，会对全球的国家和地区，尤其亚洲国家和地区有巨大的吸引力。 你想象一下，在人工智能时代，规模为王。中国14亿人口迅速发展的市场，加上亚洲周边会达到20亿以上人口的市场，任何一个企业、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忽略这个巨大的市场。 第三，如果这个巨大的市场形成，有中日韩在前沿科技里面的发展，有这么大的市场容量，这个市场容量会推动中国和其他国家在高科技领域里面的结构调整。亚洲共同体足以催生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科技、人工智能的行业。 第四，在中国和美国的贸易规则竞争上，比如说知识产权保护、比如说产业政策、比如说国有企业中性、比如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可以研究。 在知识产权保护、在国有企业问题上、在产业政策问题上，中国、日本、欧洲国家，包括甚至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观点相对来说类似，没有特别大的差别，有相当多的共同的空间。 所以在这些问题上，中国和日本、和澳大利亚、和欧洲欧盟这些国家，是完全可以形成共识，形成一致的意见的。简单而言，美国认为中美是敌我矛盾（我们当然不这么认为），中国和其他的国家是人民内部矛盾，所有问题都可以谈。 所以我们向全球开放中国市场来推动亚洲共同体的建立，推动全球化三足鼎立的发展，这个前景是光明的。 另外大家可能会有一些疑问，我向全球开放市场，那有些国家不是占了便宜吗？比如越南，它占了好多便宜。没有关系，越南9000多万人，还没有河南省的人多，对中国的市场没有多大的影响。 所以我认为中国有这个胸怀，也有这个勇气，推动经济的改革、推动全球的开放。 八、中美贸易争端的核心：扛住，保持中国的强劲经济增长5年！ 对于中美贸易争端与长期增长的可能，我们给出一个理论框架，这个理论框架是讨论了我刚才所说的A均衡、B均衡和C均衡。横轴是1978年到2018年，从2018年到2060年。在2018年之前是历史数据，2018年之后是预测的数据。 纵轴上是全球的GDP，红线代表中国，蓝线代表其他国家，黑线代表美国。美国在2018年之前的平均GDP增长非常稳定，一直都是人均GDP1.5%的增长，加上人口增长，大概是2.2%左右。 有三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三足鼎立的A均衡，如果2018年之后，全球化的趋势还是像以前一样，如果中美还是合作，已经到来的全球人工智能革命、全球第四次工业革命将极大的推动全球经济发展，可以预期未来40年是一个黄金的增长时代，这是我们的A均衡，中国A均衡、美国A均衡、世界的A均衡。 按照这个A均衡的增长，我们预计中国在2018-2060年，平均增长大概是4%-4.5%之间，但是在2060年，因为中国的人口大概是14亿左右，14-15亿，美国的人口不到4亿，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3-4倍左右。 因此，在2060年，中国的GDP总量是美国的2到2.8倍，这一个均衡美国并不喜欢，所以在2018年美国进行干预了，我们看到了中美贸易争端，中美贸易争端有两种可能：1、B均衡。2、C均衡。 B均衡就是美国所希望能看到的，它必须遏制中国的经济增长，怎么样才能遏制中国经济增长呢？从宏观经济来看，一定要引起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变化。 这个结构变化很有意思，我们说结构变化，美国也说结构变化。我们说的结构变化是使得中国经济增长更快一点，美国说的经济结构变化是让中国经济增长崩溃，所以这两个结构变化目的是不一样的。 怎么样才能形成美国所说的结构变化呢？一定要引发中国的危机，中国的危机形成中国的结构变化，但是如果中国成功地控制了中美贸易冲突，把中美贸易冲突变成一个短期的冲突，在经过2+5年左右的调整，即两年的调整期，五年的强劲增长之后，中国恢复到正常增长的路径，就会使我刚才说的基本矛盾越来越加剧，就会使全球经济的区域化格局与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的矛盾越来越激化。这种激化有可能引起美债和美元崩溃，对美国形成巨大的负面冲击，这是C均衡。 所以，从这个图上我们得出A均衡、B均衡和C均衡的三种可能。 中国有危机，美国一样有危机，美国也一样有收入不均衡引起的社会危机，美国还没看见，法国已经开始有社会危机了，快要占领巴黎了。要防范美债危机和美元危机。 下面我们讨论高科技行业，以人工智能行业为例。第一，是人工智能行业的上游、中游、下游。中国的竞争力主要在下游，美国在上游，其它国家在中游。 美国对中国高科技行业的技术打压，从科技、贸易冲突来讲我们认为是5个方面。第一，贸易摩擦。第二，投资限制。第三，技术封锁。第四，人员交流的限制。第五，对重点企业的定点清除。 例如华为出现状况，所以对重点企业的定点清除也同样令人担心，但是如果按照美国的现行的高科技战略，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有可能出现一个由美国的跨国公司所垄断的高科技行业的市场结构。 高科技行业里面最重要的一条是规模、流量就是生产力。流量越大技术越高，所以会形成自然垄断，会诞生巨型企业。如果形成全球的巨型垄断企业的话，有可能会带来高度不平等的问题，高度的社会风险。 想像一下，全球的芯片如果被一个公司所生产。比如昨天新闻上讲，这个公司如果忽然着火了，不寒而栗。所有的企业的芯片就要停供了，全球的价值链都得停摆。如果全球的高科技技术只被一两家企业所掌握、垄断，这是一个光明的未来吗？ 所以以洲为区域市场，以亚洲为区域市场，以欧洲为区域市场诞生出竞争的、健康的、高科技市场的结构，对全球社会的福利、对美国人民的福利都是有帮助的。 九、美债会发生危机吗？ 最后谈一谈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 目前，根据Dalio（2018）的图，红线代表美国的总债务水平，美国的总债务水平现在已经达到350%，从图上这个红线来看，350%的总债务水平高于所有的历史时期。 美国债务水平是怎么实现的？ 美国的货币供给，在2008年之后美国的货币供给几乎是直线上升，所谓量化宽松。同时，美国的政府债务在2020年会达到120%的历史最高点。它几乎达到二次大战时期的美国国家债务水平了。如果去看历史数据的话，对这样的债务水平，我觉得我们有理由担心。 本世纪以来，美国已经发生过两次金融危机。第一次，2002年的互联网危机。第二次，2007年、2008年的次贷危机。 互联网危机把互联网里面的流动性挤到了房地产，2007年的危机把房地产的流动性挤到了政府的债务，如果再发生危机，债务是国家信用，国家信用危机了，就只能崩溃了。 如果对这个时间点再进行分析的话，那就更有意思了。2000年美国的加息周期达到顶点，两年以后互联网泡沫。2004-2006年，17次加息之后，2006年的加息达到顶点，两年以后发生次贷危机，按照预期，明年（2019年）美国的加息达到顶点，如果历史重演的话，两年以后有可能发生新的危机，这个新的危机如果发生，就是全球性的金融海啸。 面对这样的问题，有以下政策建议。 对中国而言，最核心的就是保持经济增长，只要保持经济增长，扛过5年左右，全球实体经济的三足鼎立结构就会推动货币体系向实体经济结构靠拢。 所以，政策建议就有三个： 十、政策建议： 团结起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经济增长为中心；扛过5年6%以上的强劲经济增长，发生危机的就不是我们！ 第一，建设亚洲共同体，推动全球开放体系继续形成三足鼎立的体系，推动三足鼎立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第二，防范危机，使得B均衡不发生。 第三，经过今年、明年两年的调整，所有的工作都要以增长为中心，扛过5年，保证5年6%以上的强劲经济增长，动员一切积极因素、团结起来，只要我们能扛过5年6%以上的经济增长，发生危机的就不是我们。 所以，我们建议很简单，只有一条：所有的工作都要以保证5年以上的经济增长为核心、为中心。 我们中国人碰到这样的危机不是第一次了，1989-1990年的时候，1988年经济增长11.3%，1989年掉到4.1%，1990年3.84%。89年之后美国对中国经济制裁。但是1991、1992年以后，中国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经济飞速增长，扛过5年，扛过去了。我们中国人最能干的就是增长了。 所以，保证5年以上的强劲增长我们是有信心的，其它所有东西都不重要，甚至台湾问题、南海冲突问题都不是关键，只要我们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保持5年以上的强劲增长，就会推动世界经济结构向三足鼎立的结构演变，这就是我们的建议。 10分钟左右茶歇过后，下半场继续就“国际贸易摩擦和全球经济治理重构”这个主题进行讨论。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经济学院弗里曼讲席教授），周皓（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紫光金融学讲席教授），林桂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对外开放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隆国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魏加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原副部长）每个人做10分钟左右的发言，然后对于这些议题进行交叉讨论，同时接受各位老师和同学的问题及解答。 李稻葵教授首先对五道口金融学院，对我们的老师和研究团队表示衷心的祝贺，其次跟鞠教授关于这个重大问题，进一步商量、讨论，并表示对这个报告的大的结论完全同意，但中间小的逻辑略有不同。 首先李稻葵教授同意当前的国际格局未来最有可能出现的前景是“三足鼎立”，在中行会上他也谈了这个观点，完全是不谋而合，也同意最重要的是保持中国经济未来5年高质量的中高速增长。 关于数字，6%也好，6.5%也好，高质量的而且是具有一定速度的增长，这个他也完全同意，不同的是他觉得谈这么大的一个话题，可能需要从的国际格局来看，不能把国际的政治和我们的经济金融混在一起。 对于鞠建东教授团队研究内容，李稻葵教授也提出了问题与不同观点，认为，对方逻辑是实体经济发生的变化，货币没有变化因此会有矛盾。李稻葵教授觉得从历史上看，不见得是非常经得起历史上的考验的。1894年美国工业总产值超过了英国，当时还没有GDP的概念，如果算GDP的话也会超过英国的。 但是一直到1944年7月，美元才正式登场成为国际货币。所以这个过程是有先后顺序的，应该说实体经济的发展是根本的，国际货币本身是从生的。用美国人的话来讲，狗尾巴不能把狗身子也摇动起来。 从现实上看确实也是如此，中美的贸易摩擦到目前为止不是国际货币问题，我们没有抱怨美国人是美元独大，2009年略有讨论，现在没有抱怨。特朗普会反过来抱怨，说美元太重要了，汇率太高了，所以现实生活中它也不是这个逻辑。 那么是什么样的逻辑改变形成“三足鼎立”的呢？上次中国银行的会上，李稻葵教授讲到，格局的变化是当今世界我们的确处在一个百年未遇的大的变局，这是总书记两年半以前讲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上一个世纪到目前为止，的确，不管你怎么分析都是美国的世纪，而且美国人不情愿的担当了世界领袖角色，美国人其实并不见得适合于做世界领袖，它是一个大陆国家，长期以来远离欧洲，对政治上的起起落落、打打闹闹看的还不多。 不像英国人，英国人对欧洲过去500年的变化玩的太油了，所以美国的实际问题是它退出碰到了问题，当时成为世界第一时是很不容易、很不情愿的。 一次大战的时候，它站对了队，而且在英国和德国两面加注，一直到战争结束前的一年零十八个月前才开始加入英、法这一边，赌对了。 二战开始不愿意加入，后来不得不加入，二战之后才有了刚刚讲的怀特和凯恩斯争论。 这是基本的历史，所以美国人起来不容易，退出更难，当年英国人从各个殖民地和平退出，总的来讲没怎么打仗，今天美国人退出国际控制权都很难受。设想一下，如果当年香港是从美国人手里拿过来的话，美国人是什么态度？英国总的还是不错的。 这一点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矛盾，这个矛盾的激发点、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中美的经济斗争，不光是贸易摩擦，经济中间最难的是什么呢？最大的问题不是贸易，贸易没什么，贸易对我们现在已经大幅度下降了，隆主任也许观点不同，主要是谁能够占领未来世界的经济、高科技制高点，这是最要命的地方。 所以，这一点美国人自己讲不清楚，你问他们到底要什么，他说我要你们改变你的行为、体制，我怎么改变我的体制呢？你让共产党把宪法改了，这怎么可能呢？就像中国人不可能让美国人改你的宪法一样，这是不可能的。现在美国人讲不清楚，或者想说的话讲不出来。 这是百年未遇的大格局变化，美国搞不定了，相对重要性下降，十几年前法里德•扎卡里亚写的书叫《后美国时代》，他说我们已进入后美国时代了，我们准备怎么退出。 这个是最大的格局，这个格局的变化和中国与德国的崛起形成了鲜明对比，不要谈欧洲，德国人不愿意提，咱们必须谈德国，欧洲的崛起就是德国的崛起，现在已经实现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国家除了中国之外，还有德国。中国正在实现，已经实现的就是德国，但是它不敢说，不愿意说，也确实不想说，因为它历史上比较难解释。 所以，这个就是三足鼎立的最根本原因，中国在起步，德国已经起步，德国已经把整个欧洲经济全部垄在一起了。 德国是欧洲的老大，这一点要非常明确，英国人聪明，英国人早就看明白了，脱欧了，脱欧就是脱德，英国人是老油子。开玩笑讲道年轻人看不清我们中国自己的前途的时候，看一看在英国人的眼神中中国是什么形象。应从英国这个镜子、英国人的眼神中看我们中国到底是怎样的变化。 英国人太聪明了，500多年从来没有犯过战略上的错误，永远是站在正确的一方，英国人几次海战打拿破仑，到后来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有搞错。 当然，李稻葵教授认为还是有三种可能，如鞠建东教授说的A、B、C均衡。 第一种，美国人继续看清大形势，把当前的国际治理体系，IMF世界银行做强做大。第一种可能，保持他现在的王者地位。 第二种，正相反，退出IMF，这个可能性非常小。 第三种，IMF、WTO逐步淡化。李稻葵教授谈到：美国人现在不给IMF注资，别人注资，他也不愿意给IMF注资。 主要因为量才6000亿美元嘛，6000亿美元有什么？比国开行的三分之一都不到，量太少了。所以，IMF、世界银行现在成了一个论坛的积极推动者、参加者了。什么“一带一路”、进博会都来，我们只要一开会都过来，成了给我们开论坛的人了，而不是真正给钱的人了。 最有可能第三种情况就是IMF、WTO世界银行逐步淡化了，而中国人自己再搞一套。当然，中国搞这套也不想直接跟美国人挑战。 最后一个观点，美元的问题，我想中国人暂时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去挑战美元的霸主地位。所以这点李稻葵教授跟鞠建东教授略有不同，为什么？我们的金融体系没有做好准备，我们的股票市场太不稳定，我们的银行体系太不稳定。你经不起外国人大量买你人民币资产。 所以这个问题上中美还是没有矛盾的，我们都希望美元稳定，但是我同意未来再过10年、20年或者30年会出现一场重大的危机是美元的危机，这时候中国还有可能会帮助美国。 如果不帮助美国，如果出现了美元危机，我们自己也是受害者。以上便是李稻葵教授对鞠建东教授研究内容的评论，总得来讲非常同意，略有一点小的逻辑的不同。 接下来是周皓教授发表评论 第一，周皓教授也非常赞成鞠教授团队的这个报告提出的核心观点，在经济贸易上是形成了欧洲、亚洲和美洲三足鼎立的局面，亚太经济发展可能更好，但是日本和俄罗斯有领土争端，印度和中国有一些领土争议，日本和其它亚洲国家历史上的一些因素都存在。 所以，经济贸易虽然占世界1/ 3，但是货币金融治理体系想让它们形成一个同盟是非常难的，我对三足鼎立理解，我觉得要区分经济贸易和货币金融体系的治理。 第二，二战以来，国际经济体系不光是贸易，包括WTO、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个体系下，虽然是美国主导成立的，但是很多国家在这个过程当中，经济发展都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绩，包括被二战毁灭的日本和德国，成为世界第二、第三经济体，包括亚洲四小龙。在这样一个国际经济体系当中，取得了从中低等收入到高等收入的飞速跃进。中国在这样一个国际治理体系当中，从1978年人均收入150美元增长到现在人均收入为8000美元，也从这个体系当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第三，现在的国际经济货币体系要采取这种非常重大的极端性改革，还是一个渐进式的改善呢？ 周皓教授理解中国现有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二战以来），对未来来讲，不是说很完善，但是要采取一种渐进式的改善、增量式的改善，可以有几个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验证这种渐进式的改善。 比如说德国、日本、亚洲四小龙，这些国家都从中获益了，但是另外一些地方，比如说中亚、非洲、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并没有在现有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当中取得长足长进。 所以，“一带一路”倡议并不是要推翻现有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而是在现有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没有照顾到的发展领域，也能够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好处。 比如说亚洲基础设施和投资银行，并不是要取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说亚洲发展银行。而是在以前国际货币体系当中，发展比较好的、被忽略掉的那些地方取得进展。 还有人民币国际化，美元作为储备货币是有自身代价的，比如说它为了资助全球贸易，和自身带来的贸易赤字有一定关系，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当中，中国的人均收入现在是8000美元，属于中等收入或中等偏低收入国家，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所要负担的成本也许超过它能享受的好处。 所以，最近周小川谈人民币国际化的时候谈的很彻底，能够推进的时候我们适当推进，但条件不是很合适的时候，我们就不急于往前推进了。 周皓教授总结到对于现有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WTO、世界银行、IMF），在中国这种发展阶段，我们想要做的是渐进式的改善，而未必是根本性、颠覆性的改变。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态度，是能够实现鞠建东老师提出的三个均衡里面的好的均衡的，就是A均衡。大家都发展，但又不会出现颠覆性的变化。 接下来是林桂军教授发表评论 林桂军教授提到确实世界在出现深度变化，他也非常关心、琢磨明白了实体经济的霸权必然要导致在货币上的霸权。 现在这个不平衡就是我们有实体经济的实力，但是货币霸权就存在金融的不对称。另外也特别同意建东教授讲的我们自己的发展非常重要，而且也看到了他们的团队在一些技术方面取得的进步，也非常高兴看到鞠建东教授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林桂军教授继续围绕鞠建东教授提出的“三足鼎立”作了讲话。这次贸易摩擦，林桂军教授认为，这个世界在发生着变化，现在每个人都在以不同的版本、自己的版本来解释到底这个世界变在哪儿了。 林教授谈到他看见欧盟WTO改革里面，今天的世界和昨天的不同了，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版本，但是我觉得这次贸易摩擦打到现在发现，过去全球的贸易体制是由美国来主导的，今天好像一家独大不存在了，出现了三家。 这三家跟建东教授口径不太一致，方向很一致。一个是美国仍然是个重要的力量，第二个是欧盟，第三个是中国。WTO面临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种多边的体制没法达成一致了。 所以现在WTO改革的方向让我们看到一个希望，就是这三家可以形成一个合作，以后的决策可能会更简单、更容易。这个问题我们也跟欧盟驻WTO大使讨论过，但日本怎么办呢？ 日本占全球贸易的比重不超过3%，不到4%，就根本不包括这个范围之内，其他的国家也不包括在这个范围之内。林教授跟鞠建东教授区别在于，我们不可能带着亚洲这些成员去到WTO里面谈周边，我们只能是谈自己。 现在同一个观点应该是欧盟，欧盟在推诸边的这样一个体制。我们也认可全球贸易离开我们也不行。 第二，沿着这个思路，可能现在关系比较微妙，这里面最担心的、最忧心忡忡的不是我们，是欧盟。欧盟有两个风险： 第一个风险，欧盟马上可能就崩溃了，可能很快。5月份完了选举，然后会有问题，这是他第一个担心。 第二个风险，欧盟也担心中国如果和美国这90天谈判谈出了这个结果，就出局了。中国也担心美国和欧盟达成什么，我也出局了，美国也担心中国和欧盟要搞出什么东西来，肯定对我也不利。 所以，三家都有这种心态，今天看来我们还要有大国心态、大国的思维，不要把美国那点小的动静看的太大。 诸边有很多挑战，如果这样的诸边不行，全球的贸易体制就是碎片化的，就陷入无秩序状态，这个对三家都是不利的，对世界也是不利的，特别是是对发展中国家尤其不利。 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欧盟可能会解体，或者力量被削弱，这个现在是欧盟担心的最大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才是和美国的关系。 林教授有一个团队做了一个预测，欧盟可能会变成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或者就是谁都都是敌人，谁都反对谁，或者过去团结的欧盟，团结在一块，欧盟可能会这两个之间变化。 美国会有什么反应呢？他们预测美国可能会转向孤立和干预之间，过去那样的主导，它也管不了欧盟这么多事。 所以，这是比较大的一个风险，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我们以什么样的标准来玩这三家的游戏很重要。 欧盟现在有三个要求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争端解决机制，WTO要恢复。 第二个，渔业补贴，我还说他们要谈补贴，没谈，是渔业补贴。 第三个，诸边。 第三个来讲我们应该是一个大国的心态，我们还是个小国的心态，我没法总结的这么准确。比方说如果中国的科技水平追上了美国，美国就一定怕我们威胁吗？或者我们一定威胁美国吗？欧盟的科技水平追上美国了，不也挺好的吗？为什么到了中国就不灵了？日本的科技水平也很高，也没有问题。 再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改革滞后，那么改好了是不是就好了吗？欧盟比我们还好，不是也有问题和美国天天打。所以我觉得美国就是这样，你好了它就是不高兴。其实美国遏制中国，从1979年建交以来，哪件事上都没支持过中国。 90年代的时候，它要颠覆中国的体制，后来我们说不会，它只做8年，8年颠覆中国政府成本太高，对它来说根本不合算。今年我们又谈，特朗普做8年，他用8年把中国的体制颠覆了，最后取得不了什么好处。 所以这个问题已经讨论了30年，这个观点可能以后年轻人，又重新把这个翻了一遍。 最后，我们做什么？林教授非常同意刚才建东讲的本身自己要发展好，这个是最重要的。集全党的力量，把这个经济搞上去，当我们要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的时候，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对我们十分重要的。 从更具体的来说，有些东西我们还是需要改革，比如产业政策。比如说哪个产业重要该发展，能不能通过政府、企业、学界、商界，年会、研讨会这种方式来实现？全国的行业都是这样，咱们开年会开三天，看看方向在哪儿，哪个是重要的版块，通过这个会完全可以实现，根本不用我们非要发一个文件出来。而且还很清楚，每个人在讨论。 是不是有些地方我们即使想做，也有不同的方式来做。想支持转型升级，支持转型升级最有效的是支持教育，支持人，不是支持土地。 第二个中美贸易争端，核心争的是全球价值链，所以我们要想怎么保住全球价值链。特朗普就想他能够留住制造业。当前我们要把这个做好，要形成这个思路。特朗普在国内加税，征进口税，结果都导致产能向美国流。不管他是想这么做还是不想这么做，动机是怎么样的。 第三个我们要进行危机管理。 欧盟要解体它就是危机，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观察了全球最可能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不是美国，而是 ABITV，Argentina、Brazil、Indonesia、Turkey、Venezuela，这五个国家很可能崩盘，GDP涨的很慢，国际收支的逆差很大，所以给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一个机遇。 最后一个，美国认为我们是竞争者，他认为竞争是中性的，他没说中性竞争者就一定是敌人，也可能还是朋友呢，他没有下定义。所以基于中美关系中心其实提出的是中美要进行战略竞争管理（Management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进行竞争，但是避免冲突，这个是中美要合作的。这是中美关系中心提出的，他们的立场就是这个，而且战略竞争是美国提出来的。 最后一项议程是，我们也要通过WTO改革，但是我们不要太积极推，有人推，这个世界贸易乱的差不多了，中小国家最倒霉，我们还不怕，欧盟最着急，我们跟着欧盟走就可以了，不要引领WTO改革，一带一路还没弄完。 接下来是魏加宁教授发表评论 魏加宁：首先声明一点，我没有做过这方面的深入研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只是在2002年时曾经参加过郑必坚校长牵头的《和平崛起》课题。2012年时参加过刘鹤主任牵头的《两次全球大危机比较》课题。这几年又做了一个为期三年的发展中心基础课题——《国际经济金融治理》，我是课题的负责人，今年也完成任务了。所以，我只能根据过去的一些研究谈一点感想，对鞠教授这个研究谈一点感想。 首先，对于鞠教授这个课题报告中提出的三种均衡，我的感觉是：在现在这种实体经济三足鼎立的状态下，如果想要往回走，回到以美国主导的“B均衡”恐怕很难了，很可能最后会必然走到C状态。而C状态在我看来它可能已经不是均衡状态了，而是失衡状态，是紊乱状态了，它恐怕是一种崩溃的局面了。这是我的一点看法，所以我很赞成鞠教授的意见，A均衡我们必须坚持的努力方向。 此外我也同意鞠教授强调的有关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尤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我昨天在另外一个场合讲过，中国经济目前的实际增长速度恐怕已经低于潜在增长率了，应当引起高度关注。如果目前这种增长放缓的势头不能够得到及时遏制的话，恐怕我们自己就会出乱子、出问题。所以，对于鞠教授强调的增长的重要性我也很赞成。 另外，关于货币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均衡，我有一点小小的建议。东亚这块儿如果光考虑人民币是不是有点儿太弱了？你们课题组的同志也知道我曾经在十几年前提出过“华元构想”。我当时的想法是应当让两岸三地一起来共同构建一个华元区。再进一步，日本也有学者指出，中日韩合作的重要性，如果中日韩三国的GDP加起来，就可以和美国有一比了。再有就是日本当年提出的“亚元构想”了。总之还是有容乃大。你的包容性越大就越能够站立起来。这是我对这份研究报告的一点看法。 总之，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最重要的恐怕还是要把中美关系到底应当如何定位先得想清楚。 在这里，我讲一个多年来我在清华讲课时一直讲的一个观点：中美关系无非是三种境界，无论是左中右，我们都必须实事求是地来讨论这个问题。 首先，第一个境界，最保守的境界，也就是当年邓小平指出的。1979年初邓小平访问美国的时候，当时的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在飞机上问他：我们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和美国的关系？邓小平的回答是：你回过头看看二战以后的历史，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和地区都富起来了，比如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全都富起来了。 我们补充一句，那些没有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到现在是什么样子？比如古巴、北朝鲜。再补充一句，那些过去和美国关系好的，后来又闹掰了的国家，情况怎么样？比如说伊朗是一个什么情况？大家都很清楚，我就不多说了。 我原来以为这个看法是邓小平发现的，后来有人告诉我，实际上是邓小平1978年访问新加坡的时候，是李光耀总理跟他讲的这个观点。所以，邓小平从新加坡回来以后，立刻就去访问美国。大家想一想，在1979年的1月份，最寒冷的季节，访问最寒冷的北美，对于一个70多岁的老人来讲，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那是要冒生命危险的啊！闹不好一个感冒就可能过去了！但是为什么邓小平要这么急于搞定和美国的关系呢？就是因为他看清楚了这里面的道理。 那么邓小平搞定了中美关系以后，我们得到了什么呢？我想，我们得到的就是中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仅举一个例子，比如说香港回归。北京电视台《档案》节目曾经做过一个有关香港回归的片子，其中讲道：当年撒切尔夫人在北京人大会堂，在邓小平这里碰了壁，回去就给美国总统里根写信，请求美国总统里根帮住她来压邓小平、压中国，在香港问题上让步。大家都知道，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是什么关系？——那是“铁哥儿们”的关系，但是里根怎么做的呢？隔很久以后才给撒切尔夫人回了一封信，信中说：你不要光盯着一个小小的香港，你要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局去思考问题——把撒切尔夫人给顶回去了。 大家想想，撒切尔夫人是吃素的吗？她为什么要打阿根廷，打马岛？打马岛的时候甚至不惜要动用核武器，后来是被美国给摁住了。然后撒切尔夫人打完马岛之后就来北京和邓小平谈判，那是为什么呢？无非是想趁着马岛战胜的势头向中国施压嘛！但是她没有想到的是邓小平不买账，更没有想到里根总统居然不支持她！所以说，如果邓小平不搞定了中美关系，香港能够不费一枪一弹地顺利回归吗？！我记得80年代我在日本学习的时候，就亲耳听到过日本的分析师说道：在香港问题上，有英国人的政治影响力，有美国人的军事实力，中国人肯定得让步，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里根总统居然不支持撒切尔夫人！ 所以我说，由于邓小平搞定了中美关系，使得我们的国家利益得到了保证。这是第一种境界。 关于第二种境界。我知道，有人会说，你说的这已经是40年前的事了，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了，我们今天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了，要和美国人平起平坐了。我说，平起平坐也可以呀！不是不可以，问题是你怎么做？是对抗？还是合作？ 对抗，无非有两种选择：一是热战，二是冷战。 我们也看到网上有一些人恨不得马上就跟美国人打一场热战，和美国干一仗。问题是，为什么当年要打冷战呢？就是因为打热战打不起了！两个核大国之间打热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地球要毁灭多少遍次啊！谁承担得起这个责任？！ 热战打不起，那么就打冷战？那打新的冷战又意味着什么？新冷战和上一次冷战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上一次冷战的时候，苏联是老大哥，在前面给我们当挡箭牌，我们躲在后面，然后美国人来拉我们去搞垮苏联。如果这一次再打新的冷战，不就意味着我们要冲在前面，去给俄罗斯当挡箭牌吗？然后，美国人拉着俄罗斯来搞垮我们？！所以，我认为打新冷战也不可行。 热战打不起，冷战不合算，对抗没有出路，那么就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合作。怎么合作呢？大家去看一下，胡温政府时期，不论是美国政府官员，还是专家学者，都曾经提出过“G2”的概念，就是所谓中美共治。我个人认为，如果真的能够实现这么一个构想，恐怕对世界而言都是一个福音——因为现实主义认为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政府状态，没有一个世界政府，所以就要不断的打仗、不断的死人。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有两个互补的大国愿意携手合作意味着什么？美国的特点是什么？——硬实力，武力上世界第一。而中国的特点是什么？——软实力，儒家文化，讲究“和为贵”。于是，如果有哪个国家调皮捣蛋太过分了，美国人去收拾一下。但是武力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呀！那么，当美国人收拾不了的时候，就由中国人出面去调节一下，协调一下。中美两国大国，一文一武，一刚一柔，共同维持这个世界秩序，难道不是世界的福音吗？！ 这就跟一个家庭一样，一个家庭的话，要么是慈父严母，要么慈母严父。一个国家的治理也一样，北京过去为什么有崇文门和宣武门？这体现的是治国的理念，崇文门讲的是文是要崇尚的，宣武门讲的是武要宣示的，治理国家需要文武兼备，刚柔并济。我记得江泽民时代，《人民日报》曾经登过一个短文，讲中国历史上，要么是君甘臣酸，要么是君酸臣甘。讲的都是一个道理。 国家治理是如此，那么，全球治理也是如此。如果有两个大国正好一文一武，一刚一柔，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共同维持世界秩序，可以少打多少仗？少死多少人？这是我想说的第二个境界。 关于第三个境界。有的人可能还不满足，我们也听到过更激进的观点，无非是说美国现在衰落，我们中国一天天在崛起，所以我们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我说不是不可以呀！如果真有那一天，作为中国人我也会挺高兴的，可问题是我们看一看世界历史：迄今为止，在全球范围内，老二取代老大成为世界霸主的，成功的有几个？——不是没有，的确是有，但是我们只能看到一个案例，这就是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可问题是美国人是如何做到的？ 前面朱民院长讲了，刚才李稻葵教授也提到了，美国早在1905年的时候人均GDP就已经超过了英国，但是美国人是怎么做的呢？美国人帮着英国人去打仗，等到二战打完以后，英国的工业一败涂地，美国的工业世界第一；英国的经济一塌糊涂，美国的经济世界第一；英国欠了一大堆的债，美国人持有一大堆债权；英国的国库都空了，黄金都跑到哪儿去了？都跑到美国的国库里去了。然后就是刚才朱民院长和李稻葵教授讲的，在召开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时候，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研究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时候，最好的方案是谁提的？是英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提的方案，就是所谓“班克”方案，也就是根据国际贸易状况来决定国际货币体系。但结果呢？就是没有采纳凯恩斯的方案，而是采纳了美国财政部的“怀特方案”，也就以美元为霸权的这种国际货币体系。为什么会是这样？就是因为到了这个时候，英国人已经没有话语权了。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的成功的案例只有这一个，就是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关键是人家怎么做的！其实道理很简单，如果你在单位是个二把手，你想要接一把手的班，你说你是挑战他的胜算大呢？还是跟他搞好关系的胜算大呢？道理不言自明。 所以我想说的是，无论你是左派，还是右派，还是中间派，都要高度重视和美国的关系。只有把基本问题搞清楚了，其他问题都属于战术性的问题了，我就说这些，仅供参考。 接下来是隆国强主任发表评论 隆国强：谢谢建东教授，刚才听了前面几位名家的经彩观点，很受启发，我补充三点看法： 第一点：全球治理体系正在进入一个加速调整时期。 前面几位都讲了，全球治理体系很重要，因为没有一个世界政府，如果没有一套规则来维护的话，就是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历史上很多各种各样的战争，就跟没有一套规则有很大的关系。 二战结束以后，我们形成了当今的一套全球治理体系，在政治上有联合国，在经济上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WTO等等，当然现在已经变得非常庞杂了，除了多边体系，还有区域性的，除了政府间的体系，还有非政府间的体系。 当今全球治理体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治理体系，对过去战后70多年全球的和平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治理体系从二战结束以后建立起来，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实际上一直在演进之中。 为什么我们现在强调当下进入了加速调整期呢？目前变化的幅度和方向都和以往的演变不一样，以往我们说多边贸易体系，它是沿着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方向不断扩展领域，从非关税壁垒、关税壁垒慢慢扩展到投资、服务贸易、基础性贸易壁垒等等，它是沿着这个方向扩展的。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一方面多边贸易体系很重要，但是很多人对它不满意了（特别是主导者美国），美国人觉得不好，它就威胁说我要退出WTO，它主导成立的，但是现在它要退出WTO，为什么呢？ 其实你会发现它从理念上就有了变化，WTO主导的理念是自由贸易，现在美国人更强调公平贸易，背后当然是利益，不仅是说美国人对它不满意，这里面有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全球化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东西，比如说数字经济、电子商务，这些都需要规则，而WTO的谈判功能不像人们预期的那么强，多哈回合谈了那么多年没谈完，更遑论它还能够及时的制定这些新领域的规则呢？暴露出了制定规则方面的不足。 WTO最有特点的争端解决机制，美国人嫌它管的太多，所以就阻挠上诉法官的遴选，让它近乎瘫痪。 当然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也不满，比如说多哈回合发展议题的谈判迟迟未果，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贸易中的地位大幅度上升，但是在整个全球治理体系里面，它的话语权没有相应的反映出来（特别是制度性话语权），所以觉得它不够民主、不够包容。 所以，大家各有各的不满，就形成了一个共识，说要改革，WTO要改革是有共识的，但是究竟怎么改尚未达成共识。 第二，WTO的改革是大国博弈的新战场。WTO是多边贸易体系的集中体系，所以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最热门的话题是WTO的改革，这也是在短暂一两年时间里面迅速升温的新话题。 所谓大国不是说只有中美两家，WTO有160多个成员，大家都是利益相关者，但是客观的讲要推动WTO的改革，小经济体、小成员相对来说影响力小一点，大经济体、大成员可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大的经济体里面，有很多有共同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多有差异的地方，尤其是在贸易投资领域，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利益上差别很大。 比如说发达经济体，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比如说美国、欧盟、日本都发布了一些联合的声明，对WTO改革提出了一些初步的看法，发展中国家还没有联合的发出这样的声音，但是至少金砖五国吧，除此以外还有印尼这种发展中大国，最终也会参与到WTO改革之中。 如果我们选两个代表的话，比如你看美国和中国，在WTO改革方面有共识，但是也有一些差别，从目标上来看，美国更强调利益导向，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更强调发展导向，不是片面强调贸易利益，而是要让贸易投资更好促进发展。 从理念上来看，我们今天是高举自由贸易大旗，我们倡导的是合作共赢，而美国人现在更多强调公平贸易，背后其实或多或少隐含着零和游戏的想法，你多了我就少了，特别是是在中美贸易的时候，美国人有一个吃亏论，觉得贸易逆差大，他吃亏了，你得到的多了，实际上是一个零和游戏的想法。 从改革的领域里面讲，我们更强调WTO制定经贸规则，在商言商嘛。美国人除了利益、除了经贸以外，其实他还隐含着一些地缘政治的想法。 我前两天接待了一个德国朋友，他坦率地讲，他说我们欧盟和美国也是不一样，欧盟更强调WTO本身怎样能通过改革更好地服务于全球经贸发展，他说美国人是有地缘政治考虑的。美国针对中国，提出中国不是市场经济，中国的经济体系和WTO不兼容，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所谓“三不”。 从推动改革的方式上来看，中国强调的是共商、共建、共享。美国人希望他来主导，美国人公开说，绝不容忍中国来主导制定全球规则。他也不是阴谋，是阳谋，他希望美国主导搞个小圈子，把他几个重要的盟国拉到一起来推动。 所以这上面你会看到大国，不仅是中国、美国，还有很多大国都会参与到WTO的改革之中。WTO的改革要形成一个共识，博弈是一个中性词，不是一个贬义词，在博弈中去寻求共识。 第三个我觉得中国要做WTO改革的参与者和贡献者。大家也知道我们是40年来才打开国门，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融入到全球的经济贸易体系中，我们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是从经贸规则的角度来说，我们过去一直是学习者和接受者，没有什么规则是我们主导建立的。 今天正好当中国已经变成一个新兴大国，有足够大的国际影响力，又面临着WTO改革这样一个机会，是历史给了中国一个参与到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的机会。我们应该把握住这个机会，同时从一个新兴大国负责任的角度来说，也应该参与进去。 全球治理体系是个公共品，它不能拿来为一国去谋私利。所以它是一个公共品，那大国就要做出贡献，这个贡献我觉得重要的是智慧上的贡献。 刚才大家看到一个问题，就咱们台上这几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你想达成共识，在WTO这么多成员中，背后还有那么多的利益，达成共识是非常难的。 WTO改革不是要推倒重来，不是要破坏WTO，而是要通过改革让WTO更有效率，让这些国际规则能够更好地反映全球经济贸易投资的需要。是让它更加有效，而不是破坏它，更不是说要推倒重来。所以就需要这些大国之间要寻求共识，这个共识真的不是很容易的事。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说我们要参与进去，参与进去对我们来说叫大姑娘上花轿，第一次。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里面，我们参与进去，关键是要贡献我们的智慧。这方面我们还是缺乏经验的。 WTO改革非常复杂，需要研究。我们中国一方面前面大家讲过，关键是干好自己的事，这个事我觉得要坚持作为一个属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不断地提升我们的硬实力。这个硬实力就是增强在世界上的话语权，但是你说什么、你给世界提供什么，那是软实力。我们要站在全球的视角，来提出一个能够兼顾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兼顾我们自己和国际社会利益的一个让大家都能认同的好的方案。 然后大家在讨论、争论，或者说博弈中，慢慢大家有了共识，WTO改革它才真正能够落地，没有共识它改不了。作为一个新兴大国要体现这种影响力也好，体现我们的国际责任也好，都需要增强我们的软实力。 所以建东他们做的这个课题我觉得开了很好的头，但是并不是说你这个报告就回答了这些问题，我觉得只是给下一步的研究又增加了一个垫脚石。大家可以在他的这个石头上更往上爬、往上升，所以到了清华，这么多高手在这儿，稻葵、周老师、林老师都是高手，我们加宁也很有想法，做了很多研究。 所以来这儿最后想说的就是在座的诸位大家一起更加重视，有更多的精力用在全球化治理体系的改革上，这样我们真的才能为WTO改革贡献点智慧，谢谢大家！ 接下来进入讨论环节 提问：根据刚才听了鞠老师讲的ABC三个均衡，刚才几位嘉宾也涉及到中美关系问题，现在选择哪个方案的权利可能不在中国手里面，那么 20世纪当时美国不想做头，但是最后逼到他最后做了一个领导人。但是当时的一战时的美国总统是学者，二战之后的总统是个政客，现在的特朗普是个商人，他就要美国第一。他可能希望美国第一的情况下他不考虑全球的发展，让其他国家给美国打工。这样怎么来解决现在的中美贸易的矛盾？我很赞同刚才魏老师讲的比如中国和美国是一个双治的格局，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怎么促成呢？ 李稻葵：我觉得必须要重新读懂美国。你不能把美国当成铁板一块儿，不能把特朗普当成代表全部美国利益的代言者，一定要重新读懂美国。美国的内部它是比较复杂的，粗分成两大类。 第一类，东西海岸的国际化的美国。 这是我们最熟知的基辛格为代表，犹太人，精英阶层受过非常好的教育，大小布什，耶鲁大学毕业，比人大附中还牛的学校毕业的，父子都是从那毕业的。这是精英的美国，他们过去的四五年以来，主导他们的外交政策，这部分人在国内失势了，不灵了，谁厉害呢？ 特朗普代表的，尽管他不是来自于中部，中部的特朗普美利坚共和国，有人开玩笑这部分的美国那是不要全球化的，搞什么全球治理，我失业了，美国贸易代表就来自于俄亥俄州，他父母就是那儿的人，他就是要恢复他美国制造业。 所以美国内部是两派在斗争，它斗争的结局会影响我们。你看这次的华为事件，其实你说白了，我不认为是特朗普要干的，是特朗普对立面干的，地方的联邦法院要出名，他要干的。 因为读懂美国，这个精英的美国看不顺眼我们的华为、中兴。中部的美国根本就没感觉，它就是要增加就业，农业、汽车，增加就业贸易平衡日子过好就完了。所以，我们首先要分析美国到底是谁？我们是谁，指的是美国。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有针对性地跟他去谈，千万不要把美国当成铁板一块儿，要坚定不移把握方向。 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还是不错的，特朗普同志是好同志，我就讲这么一点。 魏加宁：我补充一点，除了美国它本身不是铁板一块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度，就是它是一个双方互动的博弈过程。刚才我前面讲了，上届政府的时候，美国学者也好，美国官员也好，都提出过“G2”（中美共治）的概念，但是我们没有接手，原来以为我们可能出于谦虚，觉得不好去接这个盘。但是后来人们发现，好像是要另起炉灶了，这样的话，你想想对方会怎么想？ 社会心理学上有一个叫做“镜像心理效应”，就是说当B把A视作敌人，那么你的言谈话语中就会不知不觉流露出来。那么A早晚都会有所察觉，察觉出来以后就会有所反应。于是，互动博弈的结果，最后A就真的成了B的敌人。 我记得在“庄园会谈”前，我曾经参加过中联部牵头的一个中美智库专家的对话会，探讨两国首脑会谈应当谈什么？有的人说应当谈朝鲜问题，有的人说应当谈南海问题，等等。因为参加那个座谈会的只有我一个是学经济的，我就提出建议，说中美两国首脑应当谈改革的问题，中美双方应当形成一种改革的共识，就像80年代那样，不仅有撒切尔夫人领导的英国的改革，里根总统领导的美国的改革，邓小平领导的中国的改革，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的改革，中曾根领导的日本的改革——由于80年代，世界主要国家有一种共识，大家都来推改革，所以才有了后来的世界经济大繁荣。我的这一观点，得到了美方代表团团长的高度认可。 我现在依然坚持这一观点，就是中美双方要促进改革共识的形成。不仅要让中国人民明白，靠打贸易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要依靠改革；同样也应当让美国人民明白，靠打贸易战也解决不了你美国的问题，也要靠改革。 这个改革，不光是中美两国各自国内的改革，也包括国际组织的改革。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WTO改革，我个人认为，我们不能光盯着WTO去谈WTO改革。中美两国如果能够达成改革共识的话，就可以共同推进国际组织的改革。比如说在WTO改革方面，中国让一步，配合美国推进改革；而在IMF和世界银行的改革方面，美国也配合中国来适当增加中国的份额和投票权。当然，前提是我们是要合作，而不是要对抗，不是要挑战人家，不是要摆出跟人家打仗的架式。 像我们互联网上，整天宣传什么，这个导弹能够打到华盛顿，那个导弹能够打到纽约去，你整天宣传这些，美国人能不害怕吗？ 再比如，刚才我说过，我们在2002年曾经做过《和平崛起》的课题，这个课题是2003年向当时的政治局常委做的汇报。后来我发现，我们实际上并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国家战略去认真落实。如果作为国家战略那我们的各种宣传都应该是一致的，就像一个企业的品牌一样。比如说和平崛起，我们到国外去建孔子学院，我觉得是一个好事，但是你去看孔子学院后来去教什么？不是教儒家文化，而是去教少林拳，给人家形成的印象就是：“中国功夫”，中国人就是好打、好斗——这说明你的品牌设计、形象设计都不一致。 所以我想，我们还是要自己先想明白根本的战略问题，所有的战术、宣传都应该按照我们的总体战略去设计，去实施，而不能总是自己出了问题先去到别人身上找原因。 林桂军：刚才谈到政治，我们可能不知不觉的做了一些事情，实际是准备战斗的那种态势。 贝斯曼时期，它实际上是准备崛起的，结果是多边特别热，和全世界都搞的特别好，双边特别紧张。我们今天中美关系搞不好，其它的都可以，特别像那个时期，这个是什么样的态势我希望大家研究和思考一下。 提问：我是来自南开大学的，我想问一下李教授，李教授刚刚说中国现阶段没有意愿去挑战以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而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有可能是不稳定的。 现在中国面临一个很棘手的问题，美国现在是美元武器化战略，通过美元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实现它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利益，现在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美国在制裁伊朗，不能让伊朗通过美元系统进行交易石油，中国现在是通过帮助伊朗建立一个人民币的结算系统，因为中国现在已经建了跨界人民币结算系统，去帮助它继续交易。 问题是不是中国退出在伊朗的石油，中国在这两个方面怎么进行取舍？ 李稻葵：在这个问题上本质不是美元，本质是伊朗的问题，该不该跟伊朗做贸易，可不可以跟伊朗做贸易，不是美元。美元问题上我再强调一遍，我坚定我的观点，在美元问题上中美双方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短期内我们希望他稳定，不希望他崩溃，短期内我们远远没做好这个思想准备取代美元。 提问：我有两个问题，一位是给到李稻葵教授，一位是给到鞠建东教授的报告。 第一，李稻葵教授刚才讲的我非常认可，您说这个美国不是铁板一块儿。但是有一点不要忘记了，美国现在朝野对话战略和政策这块儿他基本上已经达成共识，甚至铁板一块儿了，对于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第二，鞠建东教授您刚才这个报告非常好、非常受启发。但是您提出有一个政策建议就是亚洲共同体，我觉得这个建议可能不是很接地气。 我们今年还去了东南亚，做了这样一个调查，这些年我们也走了很多地方。说实话，亚洲共同体，比如中、日、韩，现在这样一个自贸区谈判和后面我们遇到很多政治上的困扰，安全的困扰。 比如东南亚，我们自己的调查告诉我们，日本在当地的这样一个国家，无论是它的政府还是它的企业，在当地这样一个民众乃至政府当中的实际影响力实际上要超过中国。也就是说，时间并不是站在我们中国这一边，所以您提出来这样一个亚洲共同体可以是可以，但是可能吗？可行吗？ 李稻葵：非常简单，美国人表面上看朝野一致对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上的表态，背后并没有共识。讲得更具体一点，到底美国要什么？美国是要中国人不支持我们的高新科技发展，还是美国人要求我们中国都买一点美国的汽车。 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共识的，特朗普要的和很多人其他人要的是不一样的，各方要价是不一样，真正内心想的是不一样的。只不过是表面上的，政治上的一个表态，包括从前研究中国政治、中国经济的专家们现在也站出来表态，说我们支持美国开始搞爱国主义运动了，这是非常奇怪，颠覆了我们多年对美国的一个认识。 觉得美国都是个人主义，个人的观点都敢讲的，现在发现很多学者也不一定敢讲真话了，这就是我的回应。 鞠建东：我觉得非常好的问题就是亚洲共同体是不是现实。我觉得我们有许多例子和数据，我们的数据表明在东亚和南亚这些国家里面，中国市场的容量在各个方面消费品和投资各方面都几乎超过50%。 在现在这个经济时代，市场规模决定企业的生产力。所以脱离中国的市场对于东南亚或者亚洲这些国家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中国开放市场，比如我们EMBA的学员，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学员。 我们和马来西亚学员关系很好，马来西亚如果说你开放中国市场我们当然愿意去，我去问印度尼西亚的企业家，他们国家非常好的企业家，他说我即使不想去，我也没有办法，因为我的竞争对手去了。 所以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市场，如果对周边国家开放的话，我觉得其他国家选择的空间很小只能加入，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提问：我这个问题向林校长提出。林校长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中美竞争其实是全球价值链的竞争，主导全球价值链。我在教学过程当中，也以林教授在国际贸易问题研究上的论文作为研究生必读文献，一直带领学生在追踪着林教授的论文，是全球价值链这个。 我现在问一个问题，如何构建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自贸区、实验区12个，还有一带一路，我们怎样平衡这种全球空间的价值链的构建？我希望林校长帮我回答一下，谢谢。 林桂军：第一个讲的是中美贸易战，关键是全球价值链。我看了一下减税的结构，几乎都是有利于海外制造业回到美国的。里边还包括对富人税收的政策，也是有利于钱重新回归到美国。 第二个他提高关税是它的主旋律，如果提高关税以后，其他国家向美国出口非常困难，这样就转向美国投资，所以政策基本上贯穿都是这样的。另外我们对美国出口结构来说应该是60%以上，都是全球价值链层面的。 再一个班总讲过一句话，大家可能听过，他说中美贸易不是关税等这些事，就是生产能力要回到美国，这就是我们打的目的，大家可以听一下班总讲的，这些信息加强了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的全球价值链，这个问题非常有必要、非常好，但对我们可能有威胁。比如说中国要松绑生产过程，是不是会使美国国内产业空心化。但是我们要提高效率，要把一带一路做好，我们将来能够真正推动全球化，我觉得中国很多生产过程的松绑是有必要的。 比如说我们高铁，是可以松绑的，不见得整个价值链我们从上到下拿到底。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是能够承包，外包一些。 我经常说印度人做椅子做的特别棒，肯定比我们便宜，我们现在的高铁椅子特别不舒服。 提问：我叫穆新学，联合国工发组织的项目主任。我有一个问题，Currency Manipulation（汇率操纵）的问题。原来美国财政部它的三个标准，比如说200亿美元、2%、3%，开始一直说中国没有汇率操纵，而且美国财政部的态度是比较明确的。 现在特朗普说美国Currency Manipulation这个标准有可能要改，因为无论在301、337，337里面还有垄断、原产地这种因素，这根本不是337的。因此我们判断他在汇率操纵这个地方，他做别的解释。 我现在想说，中国比如说外汇储备稳定汇率，一下把境外离岸人民币的水抽干，中国怎么定逆周期因子？上次丁志杰校长说他也没弄明白逆周期因子到底什么意思，有人解释成黑箱操作，那么我想请教各位专家。 主持人：这是人民币汇率的问题，我们今天没有请人民银行的领导来讨论我们逆周期因子，但是也是一个贸易问题。 周皓：现在流行的答案就是这种问题不讨论，但是从学术角度来讲是这样，不要看的太重，就是在以前美国政府都是一个比较务实的、有标准的。那么现在财政部没有改，特朗普自己说的时候，财政部不光把中国作为关注对象，还把德国作为关注对象，说德国操纵欧元。这都是一种谈判技巧，并不是实际政策改变，基本是贸易战中的谈判技巧。 提问：您好，我是清华经媒班的学员，所以我觉得我也算清华的同学。我想提的问题是今年已经年底了，明年的经济发展和目前经济刺激政策预计的问题。您刚才在报告和几位都提到，未来几年我们最大的任务是保持经济增长。但是从今年以来，大家也知道实体经济的状况不是很好，包括上周五的时候，国务院甚至出了一个通知，对于不裁员的企业要给一些补贴。 这个现在是引起一些忧虑，就是我们现在实体经济状况是不是非常不好？如果到了明年90天之后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面临更糟糕的状况？在这个环境下，政府大概会出台一些什么样的措施？谢谢。 鞠建东：这个问题非常好，我回答不了，因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隆国强：总体来看中国经济是叫稳中有进、稳中有变，增长速度和年初的预期是差不多的。所谓有进，就是结构上有很大的优化，特别是所谓的一些创新、所谓的三新，成为新的增长动力。但是动能的转换，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而且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任何一个国家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它面临着增长动力、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 所谓有变，我觉得就是外部中美贸易摩擦到明年影响会更明显的彰显出来，因为到目前来看，我们看到前10个月的统计，无论是整个出口，还是对美的出口都保持了一个快速的增长。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外贸企业对美出口在抢单出口。赶在它加税之前，或者说提高关税之前抢出口，所以数据很好看。但是到了明年，这个出口形势就不会像今年这么乐观，所以它是一个下行的因素。 我们国内来看，内需怎么进一步的增强，投资的需求、消费的需求，也是需要保持我们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样中国经济总体来看我觉得还是比较稳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鞠建东：谢谢隆主任，这是一个热点问题，明年增长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林老师。 林桂军：我也不是搞宏观的，但是前两天我刚做了一个中国宏观经济资金流量分析，把这个结果给大家汇报一下。 第一个从国际上来说，风险最大的应该是两个因素，一个是我们的全球贸易摩擦，包括我们中国也卷入其中。 第二个是你刚才说的五个新兴经济体，它的股权债务危机可能会发酵。从我们国内总体上来说，我们的企业情况不是上行，应该是下行的趋势更明显。那我们宏观经济有几个特征： 第一，政府的净储蓄增加非常快。这是比较奇怪的现象，一般我们想政府应该是逆差，但是政府不仅不是逆差，连净储蓄，就是刨除了开支以后，甚至减去投资都是正的，这个净储蓄增长非常快。 第二，个人部门净储蓄应该是保持稳定。这样使我们资金整个不发生危机， 这几天转的不好了，前几天还算可以，然后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企业基本上还可以支撑。 我们分析完了大概就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周皓：刚才这位同学问的问题除了经济走势，还有政策调整问题，我从后面补充一下两位专家的观点。 其实宏观经济政策今年已经调整了，央行除了结构性宽松之外，还有三次全面降准，所以其实已经从结构性宽松向整体性宽松逐步转移了。 目前政府其它的政策税收讨论的比较多，但是实际上基建的增速也是比较快的，财政支出的宏观调整也先于明年可能的经济减速，已经出台了。 所以，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整、宏观支出的政策已经发生了转向，对明年经济趋软有一些前瞻性的应对政策早就出台了，如果贸易谈判比我们最坏的结果还好，相对于我们的预期来讲，经济可能还会比坏的情况表现好一些。 李稻葵：咱们非常务实的谈当前经济情况，当前经济情况就是两件事： 第一，预期不好，感觉不好，天天都是美国人闹事，股票也在跌，美国前天跌了3%点几，我看了一下，主要不是和我们有关的股票，主要是它自己的股票，包括和房地产有关的股票，跌了5%-6%，这是第一，就是预期不好，感觉不好。 这个感觉不好纯粹是感觉，为什么？对美国的出口占咱们GDP的多少？3点几不到4。就是的出口对美国的产品出口占GDP不到4，而且中间还有日本和韩国的附加值，还有台湾地区附加值，你要这么算的话，你们是专家，林校长你估计到多少？2%到美国出口总量占GDP的附加值2%有没有？撑死3%吧我说。 2.你到美国的整个出口只占我们GDP的2.4%，而且这25%、20%的关税也不可能一棍子打死啊，你只在这个2.4%的里面做文章嘛是不是？所以，我想这个一是心理问题。 第二个，明年会更严重，美国的股市我估计明年会调整，继续调整，远没有调整到位，又反过来作用在我们自己投资者的心理。这是第一件事，稳心理作用非常重要。 第二件事是什么？投资。今年你仔细看数字，我可以这么说几乎所有的宏观数字，实体经济都是很好的，没有大问题。包括消费，消费仍然超过实际GDP增长的，消费是9.2减去2.1的CPI，那也是7.1的增长，GDP是6.7左右。 消费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都正常，只有一件事是拖后腿的，基建投资1-10月份3.3%，前年是19%，去年是9%，今年3.3%了。这掉得太厉害了，3.3%是什么概念？刨除物价的影响，中间还有工业品出厂指数，不是CPI的概念，这就是零增长了。 基建占多少？基建占咱们的22%，五分之一投资靠基建，投资占GDP资本形成40%左右，这个一件事GDP拉起来了，那这里就有问题了。为什么基建那么慢，这就跟金融有关了，财政部的政策有关，明年必须调整，而且今天没有这个时间了，我们有一个比较详细的整体计划，要从根子上把基建的投融资体制给它扭过来，不能按现在这个干法。 现在一收就紧，一收就死，一放就乱，这是明年的工作重点。 鞠建东教授强调不是稳增长也不是保增长，是一切以增长为中心。 会议结束，鞠建东教授致谢。

2013年2月15日俄罗斯陨石坠落事件